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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十年新政改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崔志海研究员,政治史研究室主任

晚清政治史向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内容,经过20世纪的风雨历程,业已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而成熟的分支学科。新世纪以来,随着近代史研究的重心逐渐下移与社会文化史等新学科的勃兴,晚清政治史的研究逐渐有所冷落。同时,又因为晚清政治史研究已相对成熟而起点较高,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实属不易。本文拟对近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略做述评,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实施时间澳门新葡亰娱乐官网,:2013.2-2015.12

一、 革命史研究的淡化与边缘化

研究目标

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运动,曾经以“三次革命高潮”为名,不仅是晚清政治史而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核心内容。近年来,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更新,关于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在逐渐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渗透与扩展,为认识这些重要的政治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太平天国史研究虽然已成冷门,但仍然有一些具体的考证性研究成果值得注意。夏春涛《“拜上帝会”说辨正》考证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初冯云山所创建的宗教组织名称是“上帝会”,而不是“拜上帝会”。王国平《〈天朝田亩制度〉新议》通过多方面考察认为,所谓“平均分配土地”其实是对《天朝田亩制度》的误解。欧阳跃峰的《“圣库制度”考辨》,认为太平天国的生活必需品供给方式不应称为“圣库制度”,用国库来解释圣库是不妥的。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关的捻军史的研究,有郭豫明的专着《捻军史》,值得学界重视。

该项目的总体目标是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三年创造性的研究,对清末新政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各项改革的结局与影响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充分揭示新政改革和清末近代化的历史复杂性和独特性,并对新政改革的成败得失加以分析,总结其经验教训,撰写一部能够代表当前国内外清末新政研究学术水平的著作,以弥补以往晚清史研究之不足,充分发挥史学的资政功能,为当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及治国理政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启示。

关于晚清重要政治人物与政局的研究。朱东安推出新着《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系统地论述了曾国藩集团崛起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内部结构、与清政府的关系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等问题。高中华的《肃顺与咸丰政局》,是第一部系统论析肃顺生平思想活动及其在晚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着作。台湾学者林文仁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和《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两书,从地缘关系与派系分合的角度,考察1861-1898年晚清政局的演变态势,颇有新意。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问题,以往的研究者大都认识到其起源的区域性和组织的多元性,但对于这两者之间是如何沟通的这个问题的认识尚不够深入。程歗《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从社会史的角度,通过对山东冠县梨园屯玉皇庙教案口述史料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解释。

研究内容

庚子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相对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和东南互保来说,庚子勤王运动的研究显得很是薄弱。桑兵在长期进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将相关研究成果集结为《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一书,是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兴起的考证史学的重要着作。

本项目研究内容如下:一、对国内外新政史研究进行系统的学术回顾,为本项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奠定基础。二、重新探讨和评价清政府启动新政改革的历史背景及改革纲领。三、对清末政治改革进行重新考察和评价。四、重估清末教育改革之利弊。五、清末军事改革与中国军队近代化。六、清末法制改革与中国法制近代化。七、清末经济改革再研究。八、清末财政改革研究。九、结语:清末新政何以未能挽救清王朝。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人物的研究。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通过具体考察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与汤寿潜的交谊关系,对辛亥革命作出了新的思考。张礼恒《论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革命党人的关系》指出,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合作至疏远的过程。

研究方法及步骤

辛亥革命的研究有向社会史领域拓展的趋势。杨鹏程《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从灾害学、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长沙抢米风潮中官、绅、民三者所扮演的角色及互动关系。沈渭滨《论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兼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认为,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看,辛亥革命对社会转型的界标意义,明显超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而可视为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有待于区域研究和个案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胡国枢的《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是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区域研究与光复会个案研究相结合的重要着作,弥补了学术界以往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

该项目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为指导,运用历史研究的实证方法,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同时结合研究对象,将政治史研究与中外关系史、经济史、财政金融史、教育史、社会史和军事史等研究相结合,将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区域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由此最大限度地揭示清末十年新政原貌。鉴于新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多个领域的变革,因而在研究过程中自然也要运用政治学、经济学、财政金融学、军事学、法学、行政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提升本项目研究的理论水平。

二、 改革史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最终成果

严格说来,晚清改革史的起点至少应该从洋务运动算起。但是,因为洋务运动时期的变革主要在技术层面与经济领域,而且一直是晚清经济史研究的重点,故本文拟着重介绍有关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和清末新政的研究成果。随着现代化范式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晚清改革史的研究亦备受学界关注,并有渐成细化与深化之势。戊戌变法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老课题,茅海建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最为引人注目。他的新着《戊戌变法史事考》,是这方面成果的初步结集。作者充分利用大量档案材料,完成了一些重大史实的精心考证与重要场景的细密描述。旧说的认知、补证与修正,新说的展开、论证与建立,充分证明了作者刻意追求的所谓“史实重建”的学术宗旨。稍后,茅海建又相继发表了《“公车上书”考证补》等新作,得出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的结论;同时指出,康有为、梁启超通过《我史》等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尽管学界对康有为、梁启超涂饰史料以神话历史的行为早有察觉,并多有揭露,但今人对戊戌变法史的整体理解,从主流上讲,依然未能摆脱康梁话语系统的基调。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详细探究了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初版九卷本的成书过程,认为《戊戌政变记》一书“实为康梁应急的政治宣传品,而非纪实的信史”。马忠文《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认为,所谓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说法并不可靠;年谱的主体内容撰写于1899年初,大致无疑问,但此后康氏对年谱仍有修订和增删,将其视为康逝世前定稿,可能更为合理一些。毕永年的《诡谋直纪》被发现后,一直被认为是康梁维新派“围园”密谋的权威资料。房德邻《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史料价值》一文,既认定康有为等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又对毕永年的《诡谋直纪》的真实可信度提出质疑。

完成专著《清末十年新政改革史》书稿写作;发表数篇相关学术论文。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也是戊戌变法史研究中聚讼纷纭的疑案。刘路生《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日告密说不能成立》针对郭卫东所谓袁世凯八月初四日在京向庆亲王奕劻告密说,提出商榷。认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没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和条件,奕劻亦非接受袁世凯告密之人。孔祥吉《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则利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通密札,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具体考察了袁世凯通过荣禄“电庆邸达之”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全过程。

清末新政是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崔志海撰文《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着述评》,对于国外学者研究清末新政的英文着作,作了系统的介绍,为国内学界了解国际学术状况提供了一个基础。

清末新政时期,停废科举是一项影响近代中国至为深远的重大决策。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基本史料,对于所谓科举制度废除与四民社会解体及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观点提出修正。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在社会结构里虽随科举停废而消失,但众多士子却在诸多渠道中经过重新分化组合,而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清末新政时期中央机构改革过程中设立的新部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关晓红的《晚清学部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苏全有的《清末邮传部研究》,是第一部研究邮传部的专着。